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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历史预言性初探

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和通讯方式的巨变直接影响到了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传统、经典文学艺术日益缩小其领地,几乎成了消费时代的装饰品。以网络为载体的泛文学艺术方兴未艾,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电子化潮流在深刻改变人类物质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迅速地改变着人类包括审美生活在内的精神生活方式,其规模与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当代,高技术复制时代的积极成果还远未得到充分过滤和萃取,消极的文化产物可谓纷至沓来——追逐利益最大化、形式主义风气、欲望的膨胀和创造的乏力,以至于造成了某种表面繁荣与实质贫瘠的矛盾状况。这一时代文化的浪潮造成“审美”泛滥和经典退隐的同时也引发了“文学艺术终结论”的风行,近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讨论就是针对这一现象出的。
经典或严肃的文学艺术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挑战,还有没有必、有没有可能保持和发扬自身固有的品格和尊严?这是摆在每个现代民族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解决这一课题,从文学艺术的预言性角度来说明经典、严肃、艺术性的文学创作在现代社会应该据有的重地位,说明全球化、数字化的高技术时代更加需优秀文学作品的影响、引导、批判作用,以及文学艺术对于物质主义和技术崇拜所带来的道德退化乃至社会危机所具有的拯救功能是十分必的。只有通过文学的历史预言作用和引导作用的范例来说明文学的社会价值,才能反驳虚无主义的文学观点对文学社会功用的漠视,反驳“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学艺术终结论”中包含的取消主义观点。
文学预言的重价值
文学的预言既非神秘的术数,也非谶纬的把戏,而是严肃的艺术直觉和审美自由的自然表露,是凭借审美自觉揭示出的社会生活真谛,这是文学预言的重价值所在。
首先,文学与预言之间存有天然的联系。从远古的先知与祭司,到后世的诗人艺术家,从原始巫术和原始崇拜到以审美的心态创造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这一传统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人生命运和人类未来的关切。众所周知,文学的核心内容固然是描写个人生活经验,但它既是个人的,同时也是集体的,是他们凭借审美想象和审美情感的鼓动,对以往和未来、现实和理想的反思、升华、想象、探索,其中不乏把握未来命运的欲望。所以,无论是模仿的文学,还是表现的文学,在传达历史、哲学、道德等意义的同时,总以审美为创造的动力,也时常会以预言的方式履行自身引导人生和影响社会的使命。
其次,包含有预言因素的文学是严肃的文学。它与星相术数、卜筮占卦、特异体能等绝非同类。这一文学传统思考的总是关系人生、社会、世界之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显示出鲜明的超越性。它不仅超越个人或民族而达于集体和人类的范畴,而且超越以往或当下的范畴而至于未来和永久。更重的是,它追求自由的精神,常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惮于话语霸权和打击压迫,揭示人生和社会的潜在危机或蒙昧野蛮,在这方面,它以审美直觉的智慧参透历史迷障和世俗假象,往往显示出高级的人类本质和历史水平。因此,优秀的预言性文学作品是人的尊严的根本体现。
最后,并非任何一种题材、主题的文学都会同样涉及文学的预言。中外文学史证明,那种专注于个人经验而无所超越者,专注于当下生活而无意于未来者,大多缺少预言的因素。而且,一个缺少反思、探索、概括、求真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在创作观念、审美追求陷于矛盾纠结的情形下,也不会产生深刻的文学预言。
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虽然出现过许多对新社会、新生活、新历史方向具有敏锐察觉的预言性作品,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赞赏,反而常遭到排斥和打击,这从众多的“右派”作家笔下很容易见到它们的身影。相反,在错误的历史观念和政治观念影响下,大量激进、幼稚的所谓“预言未来”的作品却甚嚣尘上,从大跃进的遍地歌谣,到狂热的极左主题的创作,严重地背离了文学艺术的固有属性和必然规律。这是一件极大的憾事,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教训。
当代文学所经历的无数坎坷、各种顿挫向我们表明,真正优秀的预言性作品固然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但又是需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加以呵护和促进的。历史证明,没有深刻而正确的预见和预言感的民族是可悲的,因为它的历史活动难免不会堕入人生和社会发展的误区,给这个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
预言性文学的范例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大致沿着儒家的正统道德伦理所规定的路线演进,虽然时常会有倡导个性和另辟诗法的情形出现,但它们动辄引发古今之争,最终使自身遭到克服和扬弃,文学便又重回正统观念和依附现实的窠臼。因为这些缘故,诗人、艺术家的眼界和预见力或者为社会生活的封闭性所限囿,或者为周遭的异己力量所压制。因此,以文学的方式预言社会变化与人生遭遇的能力曾遭到极大的破坏。
事实证明,我国古老的文学传统重视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惩恶劝善的说教功用,漠视个人性的艺术敏感和预言能力,而预言未来之作往往会干犯威权,甚至被视为妖言惑众,从而惹祸上身。因此,只有当世事动荡、政治混乱之际,那种揣度命数、警醒世人的谶纬式的预言才会盛行。它们和有识之士的洞察和预言显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正如汉代诗人赵壹所言,“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迄至清末民初之际,在国难当头、社会遽变的形势下,传统的行为与思维方式的破产,各种新学科新思维的引进,令国人不能不思考历史规律、预想国家民族的未来前途,文学的预言才有了转机。启蒙者们认识到,冲破等级的桎梏,改变传习的观念,须从文学的批判作用人手,因为文学,特别是大众文学,最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于是,文学逐渐成了传达社会诉求、发表启蒙者直觉预言的重形式。近人夏曾佑的诗作《送汪毅白出都》中便有“西帝欲窥周氏鼎,北庭谁卓海都旗。凌烟将相今何在?万里秋风入鼓鼙”的警示国人之语,也有“金缯日见归鞮译,兵气宵来接斗牛。太息湘淮龙虎地,谁人慷慨策神州”的期待变革之意,具有一定的预言色彩。龚自珍也曾在诗文中直接向传统势力发难,出了许多冲破藩篱的思想和预见。例如他对思想界儒家专擅的反驳之词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
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
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
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
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
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以及留给后人的最有预言色彩的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这种瞩目未来、呼唤变革的预言之词,最终成了近代中国巨变的谶语。此外,在当时大批的仁人志士的爱国诗篇中也不乏对时代和人生的预言,如秋瑾所作《自题小照》
俨然在望此何人?侠骨前生悔寄身。过世形骸原是幻,未来景界却疑真。相逢恨晚情应集,仰屋嗟时气益振。他日见余旧时友,为言今已扫浮尘。
诗人在此断然否定了过世形骸,肯定了未来景界,足见诗人对未来的信心。在秋瑾的影响下,徐自华女士也不甘作国破家亡的遗民,也曾发出了号召国人之声
何妨儿女作英雄,破浪看乘万里风,惊醒同胞二万万,仗君去作自由钟。
中国近代最重的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时文,则充满了号召变革的精神。他们创作的诗歌作品往往凭借灵感传达出社会变革的预言精神。如陈独秀在《告少年》一诗中对未来中国预言道“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这首发表于194年的短诗又为后来的社会演变所验证。
在中国社会艰难的近代化过程中,由于顽固、反动、残暴的封建势力严重束缚国人的灵魂,因此,揭露生活本质、召唤社会变革的作品往往以改造国人灵魂为主题,显示出文学预言性的深刻化。例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深刻地揭露了国人的精神痼疾,预见到了中国革命和发展中的农民问题。鲁迅还在《风波》中写到,赵七爷紧跟着复辟的消息更衣放辫,害得七斤一家虚惊一场。作品虽然短如素描,但很显然,作者已洞察到张勋复辟与地主得志之间的默契,他及时地对此做出预言中国社会的历史方向已无回头之路可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敏锐的预言因素在很多作家的笔下都有表现。老舍的骆驼祥子预言了近代市民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命运。叶圣陶的《倪焕之》预言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前路峰叠路障。柔石的《二月》中主人公的漂泊生涯和思乡正与《倪焕之》异曲同工,新人变成了多余人,预言了中国知识阶层以及它的人道主义理想在中国社会必然遭受的艰难境遇。而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则预见了历史的必然选择,其主题直指中国社会的出路,虽然作者的天真热情胜过了行动描写,甚至流露出乌托邦的观念,但毕竟充满浪漫的革命精神。
建国后,面对新的社会生活前景,许多作家都曾敏锐地意识到旧时代带入新时代的社会问题,并做出了艺术的预言性描写。1956年《人民文学》登载的一批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明镜台》便预示了后来社会生活中将会发生的重冲突,只不过被打成“毒草”,失去了发挥社会批判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坛涌现出更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警示中国社会潜在冲突的预言性作品,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虽不及《百合花》那般感人,但令人深思,建国前后的历史生活对比鲜明,不仅使历史作弄人的把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预示了当代社会矛盾的发展势头。类似的历史意识在赵玫的《朗园》、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余华的《活着》等大批当代作品中都有杰出的表现,这说明当代文学正从历史迷雾中走出,踏上自觉把握未来历史方向的新路。
在外国的文学史上,早期最著名的预言性文学大概就是犹太人的《圣经》和希腊人的神谕了。无论是《旧约》还是阿波罗神谕,都对后世的世界文化乃至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在中世纪,但丁以游历三界传达对未来时代的展望,哈姆雷特以第一个登上文艺舞台的近代人的身份昭示了新旧势力的冲突,唐·吉诃德则以骑士和人文主义者的身份,既终结了骑士时代,又开启了人文时代,而庞大固埃是预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巨人,这些具有预见的文学家为后来的启蒙主义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历史规律和社会主体之间,毕竟横亘着无数偶然,人类因此也常望洋兴叹,堕入无法预见的深渊。歌德就曾指出
人类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目的只是为了把他的意志强加于自然,使自己和子孙摆脱难以忍受的匮乏——他执著于某种错误的观念,而他的所作所为恰好与他想做的背道而驰。
歌德是世界文学史上学养深厚的作家之一。在以丰赡的文学创作表达对历史哲学的思考,表达历史运动的法则与人类主观意志之间深刻的对立方面,他的成就罕有其匹。他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就已思考德意志民族致命的“错误观念”,曾多次发出警告,醒德国人不走向历史歧途。例如
日耳曼人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跟他的邻国一道前进,并且还按照邻国的样子前进。也许没有一个民族比日耳曼更适于走自我发展的道路了。现在已经证明,对日耳曼最有利的事情就是这样迟迟才受到世界的注意。
由于德国人对歌德的警告和预见置若罔闻,终于堕落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元凶,给全世界带来了浩劫。这段史实真实地揭示了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威斯特伐里亚体系以及希特勒之间的历史性关联。
文学预言的重认识价值
由于从东方到西方许多民族皆有着悠久的文学预言传统,而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更在文学中得到了预见性的表现,因而有西方学者指出
艺术不是主观性的,也不是私人或心理的愉悦,诗人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才吟唱的,而是为了照亮这个世界。
这一说法也许不很公允,(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不仅是主观性的,也是创造愉悦的)但确实道出了文学对于人类认知世界的重意义。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对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正确的预言,显然是极为重的,也是人的历史发展水平的忠实反映。有无这一预言能力,关系到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命运臧否。自远古时代以降,人类社会产生过无数先知、巫师,创立过无数教派、圣团,发布过无数谶语、神谕,发明过无数符咒、卜术,这一切构成了后世诗人和艺术家的前身。
如果我们甩掉社会历史发展的机械决定论的纠缠,承认历史发展的多元可能性及其与人类意志相制约的关系,就会看到历史洞察力和文学预见性的重意义。后者以最自然的方式把握未来,更多地包含着个人的、民族的、审美直观的智慧和远见,而更少低级感觉的主观色彩和理论思维的逻辑错误,因而也是更准确和更易于为人民所接受的预见形式。在人类历史上,凡是文学艺术杰作所揭示的历史真实和历史预见,无不得到历史的印证,也无不得到人民的赞赏。
在经济生活的预言性方面,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将一个落难水手的故事改造为一个只身开辟新世界的英雄,对未来资产阶级冒险家开拓世界的行动做出了预言性描绘。在政治生活的预言性方面,司汤达的《红与黑》对复辟王朝统治的倒行逆施和必将灭亡做出的预言,转瞬之间就得到了验证。在重大历史事变的预言性方面,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南北冲突的爆发所做的预言,得到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证实。
总之,文学的预言性从反面证明,人类现实的历史活动往往带有某种盲目性,这种盲目性时常遭到文学的批判和纠正。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自远古时代起,便有许多祭司、先知等民间领袖以挽救时局与解救民族为己任,常不恤身家性命起而传播神的(本质上是人的)意志,而很多近代文学艺术家由于触及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弊端,同样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早天或流亡。因此,文学的预言之路充满了荆棘与鲜血。也许惟如此,这种对未来发展的深刻预见,伴随着对现实的深刻批判态度,才是文学事业中最可宝贵的,才构成了人类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认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