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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价值观的嬗变与当代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自古以来,农民价值观保持恒定状态。新中国的建立导致农民价值观的嬗变,自1949年至今,农民价值观历经动摇期、解构期、分化期、整合期、更新期,呈现出价值结构的不对称性、价值系统的开放性、价值取向的逐利性、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等特征。以此探索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主应在健全公共文化投入机制、完善行政考核机制、引入市场机制、增强农村文化内生机制、强化监督机制五个方面入手,构建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内容。 
  关键词农民;价值观;公共文化 
  价值观是反映国民文化的一面镜子,而当代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则既是反映农村公共文化的窗口,也是推动当代农村公共文化的切入口。当前,农村私性文化滥觞,公共文化严重缺位,构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已是当务之急。因此,从农民价值观嬗变的视角审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嬗变脉络及其特征 
  (一)农民价值观的嬗变脉络 
  自古以来,由于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一脉相承,其结构保持恒定固化,中国农民的价值观也一直比较稳定,小农意识、宗法意识、安土重迁、重农抑商这些观念成为概括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的频现词组。新中国成立以降,土地革命带动了中国农村结构的革命性变化,中国农民原有的所有制关系被彻底颠覆,农民价值观也随之变化。总的看来,农民价值观的嬗变脉络大致如下 
  1.传统价值观的动摇期(1949-1977)。新中国的成立是农民价值观发展谱系中的最大变量。土地革命改变了农村历朝历代因土地所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仅改造了地主,也改造了农民上千年的“东家”意识。自此,农民的劳动由自我支配,而不再属于任何其他人。不过,这一阶段的农民价值观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更替理念,传统价值观的惯性仍然深驻人心。地主虽然随着旧世界的消失一道成为昨日黄花,但是农民的自我意识尚未真正觉醒,地主缺位的结果直接造成农民“为谁种地”的心理空场,党和政府自然而然地成为占据这一心理空场的直接而又实际的取代者。与此同时,大跃进、人民公社、知青下乡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动摇了农民的价值取向,农民由之前的单纯关心收成,变为“政治挂帅”,由政治导向决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 
  2.传统价值观的解构期(1978-1991)。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中得以普遍推行,农民的劳动过程与权责利全面挂钩,这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荡涤了传统价值观赖以维系的社会生态。农民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开始初步形成,利益而不是政治逐渐成为判断事物得失的价值标杆,农村的社会结构原子化趋向初现端倪。对这一时期农民价值观影响重大的另一个因素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乡镇企业改变了农村的分工模式及职业类型,农村劳动力开始从滞涩走向流动,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与单一产业模式被打破。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共鸣,安土守业、小农经济等观念已经在时代的洪流中土崩瓦解,无论是农村还是农民都在寻找新的出路和新的信仰。 
  3.农民价值观的分化期(1992-1997)。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坍塌了,可是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在这一节点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得以确立,这无疑为尚处于信仰空白期的农民供了明确的主导方向,那就是市场。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其追随者必然以逐利为依托,而利益的多元化也就导致农民价值观的分化。伴随着中国在新的分配模式下日益凸显的利益多元格局,农民价值观的开始多头并进,而利益冲突的情境也促使原本融贯的农民价值观开始断裂,甚至矛盾。 
  4.农民价值观的整合期(1998-23)。至此,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其对于中国经济腾飞的意义举足轻重。不过,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在城市,农村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进展不大。不仅如此,中国的三农问题在这一时期处于攻坚克难阶段。至23年,农民收入已经连续7年增速缓慢,还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农村的各项社会事业进入发展瓶颈,甚至有个别地区还出现了倒退,基层治理和公共文化呈一派乱相。受此影响,农民价值观既有迷茫的一面,也有反思的一面,之前利益分化的价值观反而可以得到整合。 
  5.农民价值观的更新期(24年至今)。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使得中央开始调整历时已久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央明显加大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各项有利于三农的倾斜性政策纷纷出台,城乡经济间的汲取型关系被打破。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的土地权得以进一步明确和维护,农业产值开始显著上升,城镇化和农业生产现代化使得农民的价值观也逐渐步入现代化。同时,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人数呈几何数字增长,农民工返乡后也传播了现代化的意识和理念。农民价值观至此进入更新期,一股新的群体类型和社会力量正在中国农村中迅速形成,呼之欲出。 
  (二)农民价值观嬗变的特征 
  1.价值结构的不对称性。一方面,中国的农村庞大而松散,且村落间相对封闭,信息交换不畅。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导致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农村地区难以同步进行,对于农村和农民的影响也是不完全同步的。加之社会变革的速度远远快于制度化水平和社会规则体系的形成,原本制约农民行动的传统价值观已经丧失了道德吸引力和现实约束力,但是作为一种历史惯性,传统价值观虽不能大行其道,却仍然存在于农民的集体记忆中,发挥着某种微妙的影响力。因此,农民的价值观既有传统的印记,也有现代的特点。 
  2.价值系统的开放性。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促使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城乡一体化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也在快速进行,城市的就业机会吸引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封闭的村庄与开放的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刚刚摆脱世代生活状态的农民工面前,农民工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化的农民群体,他们眼界的开阔和社会接触的增多,极大地补充了农民价值观的内容,农民的价值系统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开放。
  3.价值取向的逐利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农民的利益意识得以觉醒和强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市场为导向就是以利益为导向,受利益驱使而形成的农民价值观,就是农民开始表现出对利益的热忱,并对可以产生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的事业投以极大关注。功利成为农民判断是非的尺度。 
  4.价值观念的多元化。21世纪的中国,新的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分化下的农民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农村中,不同的利益阶层导致了不同的价值取向。面对一件事的态度,社会认同不再像从前那样在农村易于形成,多元的价值观导致了农民秉持不同的评判标准。 
  二、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路径 
  1.健全公共文化投入机制,优化资金分配结构。资金投入不足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滞后主原因,因此继续加大财政投入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各级政府应明确财政供给责任、健全规范制度,共同保证财政投入长期、稳定地增长。同时国家应改变长期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政策倾向,改变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比例,实行文化资金向服务于全国人口7%的农村文化建设倾斜。 
  2.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完善行政考核机制。各级政府必须转变观念,既重视经济效益,也重视社会效益,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完善行政考核机制,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纳入重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以确保农村文化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促进农村社会协调发展。 
  3.引入市场机制,创新服务形式。各级政府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还转变政府职能,为此健全、完善文化市场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消除民资和外资进入文化领域的体制性障碍,为正在兴起的农村文化市场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借助市场机制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既可以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又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但政府应通过税费收取、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保证这些文化服务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制定、完善相关法规,预防一些文化部门的寻租行为,避免群众文化权益受到损害。 
  4. 增强农村文化内生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各级政府致力于“输送”文化的同时,还应为形成文化内生机制创造便利条件。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首先重视民间文化人才的发现与培养,积极支持民间文艺团体、文化示范户、文化经营户等的发展,支持他们采取多种方式拓宽文化服务渠道,引导他们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在经费、技术、场地等方面供便利条件;其次是重视专业文化人才培养、引进与交流。省、市、县三级依据具体状况制定长远规划,建立一整套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的良好制度,鼓励文化馆、文联、剧团的创作者、演员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为基层多创作贴近群众、生活气息浓郁的节目。 
  5. 强化监督机制,健全评估机制。在缺乏有效监督与约束的情况下,政府“也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求滋生的利益,而不是谋求社会的利益,政府是否会根据农民的真实需求和偏好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仍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在没有相应的评估机制条件下,就不能准确衡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作用发挥及效果。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监督机制。必须建立一个设计科学、结构健全的评估机制,及时反馈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反馈结果给予改进。公共文化服务发挥着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大众娱乐功能、普及知识的社会教育功能、传递信息的政治动员功能和塑造共享价值、凝聚社会认同的社会治理功能。积极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关系到农村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且关系着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因此,构建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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